全球资本被几家资管掌握，仅黑岩占80%达克斯上市公司前三大股东-最赚钱的金融投资公司_财经问答

如今，已经不存在像洛克菲勒、摩根或凯撒那样的资本主义极权人物。

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法和政治控制越来越不利于这类人物的再现。一位企业家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或通过继承一家有市场能力的公司，或一位金融行家如乔治·索罗斯懂得如何成功地投资，或某人因为在政策范围内通过私有化谋取自己的幸福，这时候，财富和权力就出现了。

但在全球资本主义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真正的权力。这种权力位于资本募集地，就是金融业所说的“资本池”。

他们募集了几十亿又几十亿、几万亿又几万亿美元的资金，在世界经济中，任何人都不能绕过他们。金融的原理是：谁离金钱最近，谁赚的钱最多。这句话美国哈佛大学的学生们已经听了很多年，

没有人比资产管理者离金钱更近。富豪、家族办公室、基金会，尤其是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国家基金，它们都把自己的巨额资产委托给资产管理者来投资。

没有人比资产管理者拥有更多的金钱，并足以凭借金钱的力量来影响市场。资产管理行业有一条最高原则：胜利者赢得一切。谁拥有最多，谁赚最多，谁就获得最多。英格兰银行总裁安德鲁·霍尔丹称之为“资产管理时代”。

金融资本主义的钱柜里放着大约80万亿美元，这80万亿美元必然意味着权力——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研究，到2020年，这个数额会增至近102万亿美元。仅全球最大的五家资产管理公司就向全球市场投资了将近15万亿美元，每家至少投资1.4万亿美元。投资方向就是信号，投资也形成市场和企业。而那些

决定短期投资的人是印度、俄罗斯或法国的数学家。全球70%-80%的有价证券交易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

，他们对媒体和分析报道反应很快。例如，如果德意志银行被人评论为“新的雷曼兄弟银行”，系统会立即发出命令：快！卖掉！

这个系统中最大的谎言，就是所谓的“不可估量的分散式股票持有权”。所谓“分散式股票持有权”，就是股票分散在许多集团许多个体手中。但是，

“所有权可以广泛分散”这种经典假设已经不成立了。真实情况是权力集团化，某个地方总有一个权力存在。

西班牙ESE商学院教授艾瑞克·韦伯认为，这是一种“经济权力的极端集中化”。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些资本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还是只在内部圈子里流动？

“资本并不会流入商品生产领域，而是流入金融产品领域。在金融产品的背后，并没有商品。”韦伯讲了一位俄罗斯人的故事。有一个俄罗斯人，他花了100美元在一家客店预订了一个房间。客店老板把这笔钱给了村子里的木匠，用于偿付自己定制客房柜子的欠款。木匠又用这笔钱支付给木材供货商。最后，木材供货商又用这笔钱来偿还他在生活用品店欠下的债务。这样一来，整个村庄没有了债务。但是，最后这位俄罗斯人不想住这个房间了，想要回他的100美元。这次，客老板必须从其他人手里借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方面是金融资产，另一方面是债务，债务是资本主义的血液。

全球金融资产高达270万亿美元，说明，世界上的债务也有这么多。

这一债务和二战结束后的债务一样高。为了利用债务，就会不断衍生出新的金融产品。这导致美国的金融行业疯狂扩张，以致美国公司收益的25%源于金融产品投资，而只有4%的收益源于生产，这正如拉娜·福鲁哈尔在《制造者和攫取者》一书中所写的“金融化”和

“经济体系的金融化”

。

就这样，

全球资本就落到了越来越少的几位资产管理者和资本募集者手中

，他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资金。企业的老板必须认真对待这些人。一位达克斯上市公司总裁坦率地说：“金融投资人被宠坏了。”这不奇怪。在德国，50%的上市公司中，关于金融资本的交流是老板们的事——董事长承担责任。有时候，他们改组公司，因为投资人想要如此。故而，像意昂和莱茵集团这样的能源企业，已无法从环保型投资人那里获得投资，因为它们有很多生意与煤炭相关，这类环保型投资人包括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荷兰养老基金和安联。结果是，意昂和莱茵集团对企业集团进行了拆分，建立起独立的新能源部，专门开发另类能源和清洁能源。这样，资本又涌进来了。

在那些首席执行官不注重股东权力的公司，财务总监与首席执行官协商一致，由财务总监负责关照公司的重要投资人。

目前有许多企业集团的领导曾长期担任财务总监，这并非偶然。

在德国，这样的例子很多：西门子的乔·凯泽、德国电信的蒂姆·霍奇斯、拜耳的维尔纳·鲍曼、巴斯夫的库特·鲍克、费森尤斯药业的史蒂夫·施图姆和尤尼珀的克劳斯·史佛。在奥地利，沃尔夫冈·莱特纳是安德里茨股份公司的总裁，原来他曾是财务总监。在瑞士，有瑞士信贷银行的总裁谭天忠，在他担任首席执行官之前，他曾是英国保诚集团财务总监。

巴伐利亚州立银监会主席盖德·豪伊斯勒说：“像黑岩这样的巨型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化现象。”他说：“他们已经成为巨富，但同时，他们受限于客户。比如，黑岩并不仅仅是黑岩，它还得为客户服务，这些客户又有完全不同的投资战略。”盖德·豪伊斯勒是一位金融专家，他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资本市场部的工作。他说：“

美国和英国早就进人资产管理者时代

。在德国，这种趋势进展较缓慢。”

绝大部分资产管理公司都在美国。在这个行业，位居第一名的黑岩显得很不自然，黑岩的历史不过才30年。一般情况下，人们会想，健康的市场经济本来应该能够平衡各种力量，但这些年来，黑岩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多得令人震惊。黑岩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控制着大约4.9万亿美元。绿党金融专家格哈特·施克写了一本书《权力经济一谢谢，不！》。书中，施克说：“我们在很少几个地方积聚了很多的钱，

而芬克只要与布隆伯格（彭博创始人犹太美国企业家）谈投资，市场马上就会有反应。”

芬克的公司有一个听起来不大温暖的名字“黑岩”，黑岩几乎在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大企业里都有参股，当然也

参股了德国股市最大的30家企业

，这30家企业股指是达克斯指数的成分股，而达克斯指数是德国经济的晴雨表。同样，黑岩也参股了在瑞士股票交易所和在奥地利股市上市的所有企业。

在80%的达克斯上市公司中，黑岩都是前三大股东。

根据德国投资关系协会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公司艾博尔的分析，整个黑岩集团持有达克斯股份的10.7%。因此，德国顶尖股市中有十分之一的股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来自波士顿的资产管理公司道富(4.3%)和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4.1%)都在黑岩之后，持股比例比黑岩少很多。同时，必须考虑到，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又持有黑岩5.7%的股票，是黑岩的第三大股东，位居基金公司威灵顿(6.0%) 之后。自黑岩成立以来，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金稚集团的最大股东是來自匹兹堡的 PNC 金體服务集团，黑岩也持有 PNG 金融服务集团 5%的股份，通过这种方式，金融经济完全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在德国股份公司的原有权力系统中，德意志银行、安联和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总裁拥有最终决定权。

这三家金融巨无霸相互参股，持有德国大企业的股份，组成一些最重要的监事会，共有 60家企业参与其中，它们组成了秘密的经济圈。

2002 年，社会民主党政府格哈德·施罗德出台政革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出售公司股份不必纳税，与之相适应，三家德国金融巨无霸迅速拆分了它们所拥有的公司股份。这样，德国开始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在奥地利和瑞土, 不存在类似德意志银行与安联之间如此紧密的金融联盟。

现在，资本那根线开始起作用了，这条线直通权力，除了国家基金和养老基金之外，权力拥有者还包括拉里·芬克。

德国股份公司就像一个蜘蛛网，由德意志银行和安联交织而成。

现在，芬克插足了这个蜘蛛网，黑岩在德国各大公司中都是大股东。现在，黑岩有点像曾经的德意志银行，这毫不稀奇，在德国各大公司最高负责人中，美国人拉里·芬克是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联系密切，并在各种路演和会议上见面。一家德国大银行的董事说：“这就像是一家中型企业经理遇到了家族顾问团一样。”这位金融专家说，在这样的谈话中，人们都怀有一定的期望，都想知道拉里·芬克的投资“政策”。

“政策”这个词，他用特别的语气加以强调。人们必须揣测，黑岩或其他机构投资人的政策是什么，这正如金融投资这个万亿行业不成文的大宪章。这是行动指南，决定着战争与和平。

所谓“战争”，就是在全体股东大会上的“反对票”，这可能会导致大宗股份的出售、公众场合中不受欢迎的言论和宣传运动。

所谓“和平”，就是在全体股东大会上的和谐、增持股份，面对记者和银行分析师时保持沉默。

黑岩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募集地，因为

它参股全球上万家企业

，黑岩的经理们对企业的概况了解并不多。在达克斯，黑岩以9家基金的方式同时参股了所有公司。2015年，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对纽约巨型股东做出了罚款300万欧元的裁决，这是最高额度的单项罚款，因为他们的参股比例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门槛，但黑岩并未申报。

当黑岩想成为德国私人银行柏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股东的时候，德国金融监管局要求黑岩将其基金结构完全透明化，这简直是妄想。

黑岩不会做，或者做不到。在要求过高的情况下，资产管理者会利用所谓的“理想托管人”这种利器，例如“股东投票代理公司”，在股东大会上负责表决和发表意见。美国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格拉斯·李维斯和英国爱马仕股权所有权咨询服务就属于股东投票代理公司中著名的意见领袖。

在黑岩式资本主义中，黑岩的政策到底由什么规则组成呢？

从根本上讲，这些规则是确定的，它能够清楚表达企业家的责任，

包括：即使在法庭上，董事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2015年，时任德意志银行总裁尤根·费琛受到惩罚，他以61%的投票结果被判定免责。基金和资产管理者看到了慕尼黑法院的诉讼，这场诉讼中，费琛被指控犯有破坏法律罪，但后来他被判无罪释放。

另外一个规则就是，董事会主席不能在卸任之后立即担任监事会主席

。对于管理者而言，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遗产，这遗产是他们担任首席执行官时所留下的。即使像沃尔夫冈·莱茨勒这样执行力很强的经理人，他也必须接受这个规则。他在慕尼黑林德天然气公司卸御任董事长之后，先休息了两年，然后才进入公司的监事会。

还有一个规定是，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担任多个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即所谓的兼职过多

。因为这条规定，沃尔夫冈·梅鲁贝尔在2013年无法进人汉莎航空公司的监事会。当然在监事会中，还要有独立监事、妇女监事和国际代表。他们要充分行动，这是所谓的多样化规则，

而且监事也不可任期太长。

根据美国机构股东服务公司的分析，在美国上市公司中有25%是这种情况，甚至在谷歌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不例外。

投资人的“政策”还包括，根据公司高管的业绩给予高薪，但高薪也应合理而有节制，

因为如果收益用于支付高管的过高薪酬、固定收人或养老金，那投资收益就无法再返给股东了，也不能返给投资人自己了。

这些规则本身很理性。问题是，这些规则在模拟一种企业责任，而这责任仅仅建立在资本数额增加的基础上。

因而这些规则是经济秩序的替代品。传统上，企业家个人承担责任，因企业家个人喜欢冒险投资，他或者因投资成功而受到奖励，或者因投资失利而无所收获。现在，对企业的监督隐藏在不透明的系统中，

许多股东虽然在股东大会上投票，但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权力关系。

黑岩的拉里·芬克，先锋的比尔·马克纳普三世，道富的约瑟夫·胡雷和所有其他投资管理者，他们创立了如此完美的规则系统以保证他们的影响力。

他们不会公开出现在所参股的企业中，他们的名字也永远不会出现在监事会名单中，甚至具体参股比例也是个秘密。

因为这些资产管理者投资不同公司的股票，股权被分散了，就像大企业家以捐赠来支持一个政党一样，参股比例或参股权力很少是透明的。他们的权力还包括，全世界所有的股份公司都按照美国核算系统做结算。这是一种美国权力系统，它建立在资本市场基础上。

拉里·芬克和资本募集机构的其他代表故意弱化了他们手中万亿美元资产的意义。他们筑起了高雅而睿智的“马其诺防线”

，往往会保留很大一部分资金。他们不是为了有目的地获得一定的股份或信贷，或对一些事情发挥影响，而是将大部分资金投入所谓的指数基金，再投资股市。他们拥有自己的计算机程序，这些程序会自动地根据股票的表现而购买某些股票，比如在达克斯、在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或者在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一切都基于这个认识：

一个人很难比整个市场更狡猾。这个理论使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言以蔽之，大笔资本是主动投资还是被动投资，区别极大。

巨额资本掌握在极少数资产管理者手中，拥有资本，就拥有权力。事实上，他们投资的资本并非他们自己的钱，而是客户的钱，但这并不会改变什么。拉里·芬克的公司不必是资金的真正所有者，但它却是资本的所有者。

尽管资产管理者并不拥有那些资产，但世界属于他们。

他们利用其他人的钱生钱，正如摩根大通银行一样，这自始至终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规律。

到底什么是“被动”投资？“被动”在这里只是给人一种“无害”的印象，但是，这与事实不符，因为在选择某种指数股时，就是在做关键的决定。这几十亿美元是投入法国股市、德国股市，还是日本股市？是购买特别股，还是股市中的强势股？是投资计算机主板ATX，还是投资游戏公司SMI?到底应该怎么样分配这几十亿？所有这些决定都会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系统也可以自行增强其运行趋势。比如，达克斯股市很好，一只代表性股票如大众股票会被加持，这个系统就会增购这只股票。红利和股指是不区分“主动”投资和“被动”投资的。所谓“事实”就是投资额度的高低。科学家伊安·阿珀尔、托德·高慕利和唐纳德·凯慕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总结：

被动的投资人，不被动的所有者。

为什么被动投资人在所参股公司中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原因很多，例如，他们的股份比例可以影响表决结果；假如他们不作为，主动投资人的表决就比较容易。

一位德国银行高管说：“有人说，我们控制所有的风险，我们只是很被动地投资，我并不认同。2008年危机之前我听过很多类似的说法。”我们可以观察到，一声令下，许多资本流向同一个方向，后来发现方向错了，这会导致资本向另一方向流动。一位银行精英问：“假如金融公司那几位寡头发现印度投资有危险，他们要从那里撤资，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巴伐利亚州银行监事豪伊斯勒认为，从短期来看，世界金融似乎没有崩溃的危险，但是从长期来看，金融崩溃很有可能发生。他说：“这种危险是很真实的，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都在采取统一行动，从而埋下了危机隐患。”那么，那些短期投资资金主要做什么了？没有人知道，到底股票的持有期限是多长？那些资本在短期内相互影响的程度如何？

如果上百亿资金突然抽走的话，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大问题

。很多观察家和专家认为，市场资金的超强流动性、永远带来风险的资本都会带来很大问题。一方面，资金的超量供应对商品市场形成供需失衡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压力。持续的低利率导致国债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于是投资人更加冒险、更有胆量做“另类投资”，而在平常，他们一般不会考虑这些另类投资。对许多人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赚钱，而是要保值。

这些风险可能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聚集，因为少数几家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操纵巨额资本，从而改变市场。罗兰贝格咨询公司总裁常博逸断言：“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大量股票和信贷债券。一旦发生什么事情，比如不能支付，它们就处于糟糕状态。

与银行不同的是，它们不必存留储备金。如果客户要求准备流动资金，它们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这位咨询专家的意思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资金投资，在参股里、在贷款里。因为要用现金，就得出手，这可能导致狂卖潮，也会导致卖空潮，导致“投资人竞跑”。这时候，紧密相连的资金网络就会相互传染。

因为在这个网络中，全球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交织在一起，就像血管一样，病毒可以迅速扩散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G20已经发现，如果少数几位大玩家一举从市场上抽走全部短期证券，那么就会发生危险情况。所以，要为金融市场共同基金规定最低流动时间，但最终并未成功一每当很多国家一起讨论如何应对新资本主义危险的时候，这类多国合作措施往往都半途而废。

实际上，看一下世界经济地图就能发现，通过相互参股，黑岩已经将全球诸多大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自成一体，这种相互参股出现在世界各大企业中。

在全球大企业，出现了同名的大股东：黑岩、道富、先锋、威灵顿、资本集团、普信、富达。在背后操控这个世界的不再是银行，而是这些机构投资者。

看一下美国那些大银行就会发现，在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拉里·芬克的黑岩都是大股东之一。比如，黑岩也与道富银行或普信投资之间相互参股。总的来看，

黑岩在1/5的美国上市公司中是最大股东

。这些资产管理公司都参股了许多蜚声全球的大型企业集团，从埃克森美孚石油到微软。这种现象在学术领域称为“共同所有权”。

数据评估结果显示，全球五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全球商品市场具有很强的控制力，这五大公司是黑岩、先锋、道富、富达和资本集团。

大多数情况下，这五大公司在一个行业的参股总和占该行业四家最大企业市值总和的10%强。无论哪个行业都是如此

，比如餐饮业(19.5%)、媒体(18%)、航空业（17.1%)、科技行业(16.8%)、化学(14.9%)、消费品(14.4%)、物流行业(13.5%)、零售业(12%)一如果没有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几十亿美元投资，什么都转不动。

可以推测，超级资本家的这个小圈子有类似的想法。从根本上讲，黑岩式资本主义遵循的是德国股份公司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有德意志银行、安联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这些金融集团，它们相互参股，相互交织；它们是合作伙伴，并非竞争激烈的玩家；它们创造了稳定的系统，政治经济学称之为“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

这一本质与《金融资本》(1910年版)一书的作者、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鲁道夫·希法亭的描述类似，他预计，会出现

“卡特尔总部”，竞争将会被内部协商或者相互照顾所代替。

德国科隆的国民经济学教授阿克塞尔·奥肯菲尔斯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副教授马丁·施迈茨研究了新产生的黑岩式资本主义，他们将研究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副刊上。

他们认为，黑岩式资本主义“梢悄地给竞争带来危险”

。他们的判断建立在经济学家施迈茨的研究上。施迈茨发现，与那些有不同股东的银行相比，那些被相同基金公司持股的银行，其储蓄存款的利率较低，而前者则可以不受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影响而行动。施迈茨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乘飞机旅行中，一般人以为，航空公司大股东是不同的所有者，这也是传统的航空公司竞争模式。但现在，一些基金公司是航空公司的大股东，那么，这些航空公司的票价比较贵，价格高出大约10%。这样也会将一些小储户和消费者进行重新分组，将他们推向金融经济的巨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企业集团的收益率相对较高，有两个原因：资本高度集中和有组织的基金资本主义。

迄今为止，这种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垄断力量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尚未得到经济学界的完全认可。

施迈茨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之间应该协商经营政策，寻求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对抗；要更加重视企业规模的好处，使规模经济能静静地繁荣，而不是进行疯狂的价格战。

换句话说，我们曾经认识、曾经重视的竞争，已经被一个寡头垄断市场所替代。

对消费者而言，直接的后果是商品价格不再灵活，市场结构也受到影响。这个圈子由相同的股东组成，由基金公司所控制。它们可以促使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天然气集团合并，成立石油-天然气多国公司，这家联合公司利用两种能源，可以获得更高利润。人们发现，在德意志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合并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恰恰是同样的五家金融公司，即瑞士信贷集团、黑岩、道富、先锋和景顺，它们在两家交易所的参股比例之和正好是20%。在孟山都与拜耳合并的案例中，资本集团是这两家公司的第三大股东。黑岩是拜耳公司最大股东，持股7%；黑岩在孟山都是第二大股东，持股5.8%；而先锋在孟山都是第一大股东（持股70%），在拜耳是第四大股东。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和杜邦公司合并后，最后庆祝合并成功的股东是同一个股东一黑岩；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又一分为三，成立三家公司，在其所在的行业中，这三家企业都将成为引领市场的企业。

银行家总说：“大而不能倒”。这句话在这里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

在陶氏和杜邦这个案例中，是小型积极投资人发起了这次合并，后来，大型资本集团跟进了这次合并。这类积极投资人往往是对冲基金，它们是黑岩式资本主义的捣乱分子，因为他们进行投机，目的是尽快获得高额短期收益。为此，他们投入股份组合，股份比例是2%或更低。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是一家著名的积极投资公司，该公司的比尔·阿克曼表示，他很担心，像黑岩或先锋这样的资产管理公司会很快用其指数基金控制美国大公司，并控制许多国家的企业集团，也有可能随时瘫痪，比如，这种危机会发生在经济疲软的日本股份公司中。在日本，一些重要的股东交叉持股，相互组合。因为资产管理公司的这种状况，政府监督机构很焦虑。

最后，

黑岩总裁拉里·芬克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复制股市和股票基金，他也直接收购债务

，通过黑岩旗下的一家信贷基金发放贷款。黑岩也拥有一家对冲基金，该基金的行动极具挑衅性，它的计划是进行短期的投机收购。芬克本人也是一位积极投资人。所有这一切都以客户的名义在进行，这些客户想在银行的低利率时期获得正常的利息。这些客户也开始怀疑这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在2016年第一季度，欧洲客户从资产管理公司中撤走160亿欧元投资。这是一场“用别人的钱”玩的超大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像黑岩这样的公司成了强大的中间商，它能负担起高额年薪，即，给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芬克年薪2600万美元。这一点令许多股东觉得，这游戏并无意思。毕竟，

黑岩正是以他们的名义在玩几十亿美元的循环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