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er 文/苏振兰
1961年冬季，毛泽东主席在公安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李天焕是个好同志，他在公安部队干得很好。”叶剑英元帅也曾高度赞扬李天焕，“在敌人面前，在战场上，他是一只老虎”。
李天焕是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长征及西路军远征，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指挥进军绥远、太原，解放包头和张家口战役，1949年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全国解放后，他为创立和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公安部队和第二炮兵，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见证了红四方面军发展历程
1912年6月，李天焕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大山岗村一户佃农家。16岁，他即怀着对土豪劣绅的仇恨和对中国革命的向往，成为少共团员，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小小年纪，他就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相继担任少共黄安县委委员、少共桃花区委书记、黄安县青年模范营政委，成为老练的革命者。
1930年冬，李天焕调入主力红军工作，迅速成长为红四方面军的优秀干部。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向红四方面军发起第四次“围剿”。8月，红安（黄安改名）县城陷落，战场形势极为险恶。为迎击敌人，红军开赴七里坪一带山区，红11师在悟仙山一带展开，李天焕时任该师政治部秘书长。
连绵的悟仙山，有一曲折环绕的围墙，是过去老百姓为躲避土匪修建的。红11师部队防守在山头上，山下是蜿蜒流过的柳林河。当时，敌陈继承纵队先以重炮向山上轰击，很快围墙相继崩塌，出现很大的缺口，敌军蜂拥而上。红军人人各自为战，身为机关干部的李天焕看到态势严重，遂立即把师部机关所有勤杂人员——包括伙夫、马夫都组织起来，编成两个班，指定了临时班长，大家拿起武器，没有枪支就拿梭镖、大刀，准备与扑上来的敌人决战。正在这时，上级命令红11师协同兄弟部队，迅速发起反冲锋。李天焕闻讯，带着勤杂人员组成的两个班，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由悟仙山冲过柳林河，和敌人展开肉搏。这一战打得异常惨烈，杀声震荡着河谷，硝烟遮住了太阳。敌人在红军官兵的顽强拼杀中，全线溃退。
悟仙山之战，李天焕主动组织勤杂人员参战，展现出过人的政治工作能力。这年10月，上级任命李天焕担任红11师第33团政治处主任，直接参与部队政治工作。在负责部队政治工作中，他战时披坚执锐，平时关心战士，重视宣传鼓动，确保了所在部队的团结稳定和无坚不摧。因此，他在政治工作岗位上不断晋升，历任红30军政治部秘书长、红30军第90师政治部主任、红30军政治部主任。
◆1948年，张家口解放前夕李天焕（第一排左3）与华北第三兵团和东北第四纵队部分领导合影。
就任红30军政治部主任之时，李天焕已经战斗在川陕苏区。当时，他让石匠在政治部的青石条门框上凿了一副对联：“铁锤砸烂旧世界，镰刀劈出新乾坤。”这是他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主旨，成为传诵一时的口号。这一时期，李天焕是红30军政委李先念的好助手、好部下，深得李先念器重。他积极协助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指挥作战，与兄弟部队并肩杀敌，连续粉碎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享誉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兵力，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是为孤军奋战的西路军。作为西路军前卫，红30军从甘肃靖远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当时，红30军刚刚经过长征，未得休整，缺少棉衣和弹药，西征困难很大。由于李先念、李天焕等人开展政治工作生动有效，面对西北军阀潮水般涌来的骑兵，红30军凛然不惧，斗志昂扬。在一条山、四十里堡、永昌、倪家营子等地，他们依托村庄堡寨，同优势的敌军昼夜血战。
1937年春天，西路军力战失败，李天焕与李先念、程世才率部转入千年冰封的祁连山，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迎着疾风雪砾，忍着伤痛、饥饿，坚持苦战。经过40多个日日夜夜，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终于走出了巍巍祁连山，他们带领队伍边打边走，跨越沙漠戈壁，到达星星峡。在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迎接下，他们安全抵达新疆。在回忆文章中，杨成武上将等盛赞：“在身陷强敌围困的险境，生活艰难至极的情况下，天焕同志毫不灰心丧气，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以身作则，谈笑自若，以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感染鼓舞部队。……天焕同志与李先念、程世才等领导干部一起，从枪林弹雨和生活的绝境中，为中国革命带出了800余名势可燎原的火种，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历史篇章。”
谈到李天焕，红四方面军老人说过：“天焕同志见证了红四方面军发展整个历程，是红四方面军的优秀代表。”李天焕逝世后，李先念发来唁电：“我和天焕同志在革命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一起奋斗，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二、聂荣臻击节称赞：“邓李联手，凯歌高奏！”
1939年春天，李天焕奔赴抗日前线，来到了蜚声中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四分区政治部主任。当时，分区司令员是孟庆山，主要活动在蠡县、高阳、博野、河间一带。
1939年3月，冀中军区召开了第一次政工会议，会议对军区部队正规化做了部署，李天焕等对落实会议决定起了重要作用。据吕正操回忆：1939年初，程子华同志到冀中，并从延安带来一批红军老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程子华同志带来的这批干部，都分配在各分区、团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普遍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像周彪、帅荣、旷伏兆、李天焕、谭冠三等同志，都是程子华同志带来的。冀中部队建立和健全八路军这一套政治工作制度，这批干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显然，作为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对四分区部队“建立和健全”八路军政治工作制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9年3月，参加太原前线总前委扩大会议的干部合影。（三排左二为李天焕）
1940年8月20日起，八路军总部组织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所属部队，突然发起“百团大战”，对华北日伪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展开大规模进攻。这时，李天焕参与了九分区部队（由四分区改名）作战指挥，负责破袭平汉铁路定县至徐水段及附近的主要公路。在整个战役期间，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积极作战，迎击保定出犯之日军；破袭铁路，瘫痪敌人的交通线；攻打肃宁县城，掩护群众转移38000余人。
1940年9月起，李天焕升任晋察冀军区五分区政委，和司令员邓华搭档，很快打出了局面。这年10月，日军开始了对晋察冀军区的冬季大“扫荡”，很快占领了阜平城，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在聂荣臻指挥下，晋察冀军区主力避开强敌，拖着敌军兜圈子，待机在运动中将敌军分割，再分散歼灭。11月中旬，在敌人出现疲劳后，聂荣臻命令邓华、李天焕：指挥五分区部队收复阜平县城，并批准了邓华、李天焕的“围攻打援，相机收复”的方案。在邓、李指挥下，五分区部队将阜平县城团团围住，切断了日军的所有供给。10多天后，日军终于坚持不住，开始仓皇撤退。邓、李指挥五分区部队，布下天罗地网截击敌人，歼灭了撤退日军大部，胜利收复阜平县城。捷报传来，聂荣臻击节称赞：邓李联手，凯歌高奏！
1941年6月，李天焕调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局长，负责边区主要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这一时期，日军频繁地“扫荡”晋察冀边区，李天焕指挥边区公安武装，和狡猾的日军巧妙周旋，成功地警卫了聂荣臻等领导的安全。建国后，聂荣臻一见到李天焕就异常亲切，总是乐呵呵地说：“这是我的公安局长同志！”
1943年秋季，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李天焕带领边区政府公安局，保护着边区主要领导人，成功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转战于阜平神仙山一带，与敌人斗智斗勇。然而，他的妻子、灵丘县妇救会主任刘谏却不幸遇难：战斗中，她奉命带领群众转移，不幸被敌人包围，英勇牺牲。刘谏牺牲的时候，不仅带有身孕，还留下了一个刚刚一岁的小女儿。李天焕悲痛万分，在唐河边的山坡上，对着妻子牺牲的方向，迎着肃杀的秋风，嚎啕大哭，静静地坐了半天。晚年回忆战斗生涯，他掷地有声地说：“我和日本鬼子既有国恨，也有家仇，抗日是我军旅生涯的重要部分！”凭着这个坚定信念，李天焕走完了民族抗战的艰辛历程。
整个抗战时期，诚如杨成武等指出的：“天焕同志从军队到地方、从部队到机关，在频繁的调动中，坚决服从党的安排，能上能下，表现了共产党员把革命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优秀品质。”
三、突前指挥的兵团政委
1945年7月，李天焕调到冀察军区工作，历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冀察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察哈尔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疯狂进攻，他同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一起，率部西征塞外，围困归绥，东进热河，保卫古北，始终战斗在长城内外。在华北解放战场上，冀察纵队被视为一路“战略奇兵”，这也有李天焕的一份功劳。
1948年8月，李天焕担任了华北军区第3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的得力助手，也是他们作战指挥上的大参谋。在毛泽东给第3兵团的电报手稿中，几十次出现“杨李李”（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杨李”（杨成武、李天焕）字样，这是历史对李天焕战功的褒奖！
◆20兵团前线指挥观察，左一为兵团政委李天焕。
李天焕担任高级指挥员以后，历次战役战斗都坚持一条原则：指挥位置尽量靠前。他认为，靠前可以了解敌情、战情，有利于实施正确的指挥。警卫人员担心他的安全，他意味深长地说：“指挥员是父母生养的，难道战斗员不是父母生养的？”
1948年冬天，李天焕和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一道，率领部队出击绥远，一举歼敌2万余人。随即，他们转兵东进，包围了战略重镇张家口。12月22日，第3兵团向张家口发起总攻，国民党第11兵团部队一边撤退一边抵抗，其步兵、骑兵、骡马、大车纷纷拥向大境门，企图突围逃跑。大境门，是明长城上的一个重要关口，城外有一条山沟叫朝天洼。当时，数以万计的敌军拥挤在山沟里，惊恐万分，溃不成军。同时，又有一些所谓国民党军“精锐”部队，还在反动军官指挥下顽强抵抗。
12月23日拂晓，李天焕带着几个警卫员，冒着弹雨向大境门方向移动。这时，山头上正在激烈争夺，子弹打得树上的枯枝纷纷坠落。李天焕要继续靠前，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卫员上来，一把将他拉住说：“首长，危险!”李天焕将警卫员的手拿开，坚决地说：“不要阻拦，我们要靠前一些。”他又向前走了一段路，在路边一座被炮火摧毁的平房前停下来。他举起望远镜向四处山头观察，敌我态势一目了然。这时，他开心地对警卫员说：“这就是指挥靠前的好处。”
由于李天焕等坚持靠前指挥，张家口战役共歼敌5个师、2个骑兵旅，共6万5千余人。
1949年2月，第3兵团改编为第20兵团，李天焕升任兵团政委。3月，第20兵团和第18、19兵团一起，在徐向前总指挥统率下攻打阎锡山的老巢太原。第20兵团的任务是从东北、西北方面突破，插入丈子头、新城，歼灭北区守敌；攻击得手后，由北面工厂区攻城。李天焕将指挥所位置尽量向前推，指挥所设在新攻克的敌军一个营指挥所里，位置在一梯队后面，二梯队前面。我军兵团政委的指挥所如此靠前，这是敌人万万料想不到的。
24日下午5时半，攻城开始，攻城部队万炮齐发，城内敌人则以大炮还击，双方的炮弹都呼啸着从兵团指挥所上空飞过，李天焕从容指挥，指挥所里气氛平静而镇定。这时，指挥所里忽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是在晋中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敌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他是阎锡山的亲信！为了争取教育他劝降敌人，立功赎罪，中央派人从上海接来了他的女儿、女婿，使之团聚，并让他到太原前线“观战”，相机做些劝降工作。赵承绶进入指挥所，举目四望，能看到举着红旗冲锋的突击队，能看到民兵担架队救护伤员，能看到支前大军运送弹药给养。这时，他不禁感慨地拉着李天焕的手说：“过去觉得解放军能打败蒋介石不可思议，现在真正知道解放军为什么打胜仗了。”
◆1949年1月，李天焕(左起)、杨得志、杨成武、聂荣臻、罗瑞卿在平津前线司令部。
“我们的指挥所就只有一张地图，几部电话，还不如你们一个营指挥所阔气。”李天焕指着周围，幽默地说。
“兵团指挥所这么前出，甚至都进到敌人眼皮底下，没有大智大勇是办不到的。”
“这是人民军队的作风。”李天焕说，“不足之处还望赵先生指教”。
“哪里，哪里。”赵承绶表示由衷敬佩。
第20兵团攻入城内后，迅速合围敌绥靖公署，仅4个半小时即解放太原，使盘踞山西38年之久的“阎锡山王朝”彻底灭亡。
四、在公安部队受到毛泽东赞扬
1950年9月22日，中央军委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李天焕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当时，公安部队50多万人，担负着繁重的国家内卫、边防任务。由于罗瑞卿同时是公安部长，工作异常繁忙，公安部队第一副司令员程世才实际主持部队军事工作，李天焕实际主持部队政治工作。
为建设好这支新生的武装力量，李天焕牢记毛泽东主席关于“公安部队数量不要大，但政治质量要精”的指示，以及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多次谈话中的重托和殷切希望，根据公安部队的性质和特点，始终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把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日常工作中，他和罗瑞卿明确提出：公安部队要做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在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中，他们根据公安部队长期分散执勤的特点，在分散的排上建立了党的分支部，班上普遍建立党小组。在他们的努力下，部队党员逐步达到了占总人数的30%，共青团员占58%。在工作中，李天焕严格要求部队：服从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并坚持由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兼任省、市公安部队政委或指导员。
在尖锐复杂的内卫工作中，李天焕反复强调：保证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和国家首脑机关的安全，是关系革命事业最高利益的大事，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对国庆大典、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他总是同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程世才等认真研究，周密部署。为肃清匪患，公安部队在配合解放军歼灭大股土匪武装后，经过罗瑞卿、程世才、李天焕等10年不懈努力，基本上肃清了分散、隐蔽、零星流窜的散匪，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安定的社会条件。1961年冬天，毛泽东主席在公安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李天焕是个好同志，他在公安部队干得很好。”
1955年8月，人民公安部队改称解放军公安军，是当时我军五大军种之一；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李天焕被授予解放军公安军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是党和人民对李天焕战功的充分肯定。
◆1967年10月1日，李天焕（右一）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6年春天，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总政治部发起了征文，号召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战士们拿起笔来，记述自己最难忘的经历，以便编辑出版《星火燎原》丛书。这时，李天焕响应号召，写了一篇讲述红军西路军的回忆录。回忆文稿完成后，相继编入《星火燎原》第三集和《红旗飘飘》第十集。由于篇幅较长，这两次发表都是节选。后来，编选《红旗飘飘》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以《气壮山河》为书名，出版全文单行本。令人没想到的是，这本《气壮山河》一经出版问世，就受到读者欢迎，第一版印了3万册，第二版印了10万册，都迅速卖完，出版社又加印了第三版。“文革”中，李天焕落难，此书也横遭批判，否则或许能加印第四版、第五版。
1963年秋，为有效打击美蒋武装特务在沿海等地登陆袭扰，李天焕深入沿海边防哨所，实地研究对策，召开了沿海6省1市边防工作会议，明确斗争重点，调整兵力，加强装备，开展军民联防，使当年登陆的十几股武装特务全部被歼。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李天焕等领导下，逐步形成了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发动群众与专门工作相结合，武装警卫、侦察情报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具有中国革命传统特色的人民边防。
五、从第二炮兵政委到军委办事组成员
196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原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与军委炮兵领导机构中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建立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领导机构，并任命李天焕为第二炮兵第一任政委。1967年3月，在二炮党委扩大会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曾说：“选调天焕同志任战略导弹部队政治委员，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别看他在群众面前驯驯服服，在敌人面前，在战场上，他是一只老虎。”
于是，李天焕刚刚卸下公安保卫武装的担子，又肩负起建设我国战略导弹部队的重任。他深知，建设和发展我国战略核力量，对实现国防现代化，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意义非凡。因此，他精神百倍地投入了又一项全新的工作。期间，他能虚心向干部和专家请教，深入了解部队情况，抓紧建立领导机关，组建部队，加速作战基地的建设。然而，在“文革”动乱中建立的第二炮兵，一开始就陷入极端困难的处境之中。由于司令员向守志未到职，于是，李天焕只能更加发奋忘我地工作，既抓运动，又不放松工作。机关办公室被造反派封闭了，他就借外单位办公，及时处理部队组建、发射训练、阵地工程等各项事宜。有时，甚至白天挨批斗、作检查，他晚上照旧干工作。大动乱的干扰破坏，使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遇到重重困难，他自然心急如焚。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在徐向前、许世友汇报后，李天焕激动地报告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毛泽东主席当即指示：“要允许工作，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谈话中，他还明确指示：不能冲击军事机关。会后，中央军委发布了提倡文斗反对武斗、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八条命令》。
1967年10月至1968年3月，李天焕一度成为军委办事组（组长杨成武）成员。由于军委办事组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其成员非常引人注目。一时间，李天焕成为军中名人。
1968年1月，经过李天焕等一年的努力工作，召开了二炮部队第一次军政领导干部会议，在杨成武代总长及各总部领导主持下，完成了二炮部队建制的正式交接。会上，李天焕作了关于战略导弹部队建设问题的报告，明确了部队的性质、任务、建设规划及工作的方针。会后，正当为实现会议所确定的目标而拼命工作的时候，李天焕却因为“杨余傅事件”而遭诬陷。由于杨成武是李天焕的老上级，在军委办事组又有工作关系，林彪一伙视其为杨成武同伙，迫害接踵而来，被关押长达7年之久，直至1979年4月才得到平反。10年沉冤，虽然得到最终昭雪，但多年迫害，对身心的折磨摧残，已使他重病缠身，无力再为党和人民作出新的贡献了。
1986年5月19日，李天焕逝世于解放军总医院。
纵观李天焕革命生涯，诚如杨成武等所说，“天焕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60年的实践，证明他不愧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人民军队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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