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a 理解数字化时代的经济金融变革
当前，数字化变革大势已经扑面而来，对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都带来深刻影响。在此，我们需要厘清背后的发展线索，形成共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面临内在挑战，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
为什么要讨论数字经济、数字化？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理解。
有从宏观经济角度的理解。近些年来，全球面临经济增速、贸易增速下滑的问题，而贸易增速下滑背后可能与WTO格局遭受冲击有关；长期经济增长为什么下滑，背后的因素非常多，如要素的角度、需求端拉动力缺乏的角度、全球财富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出现恶化的角度等。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一些亮点，比如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预期只有中国有可能呈正增长，中国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管理疫情挑战的一系列机制，其他国家都没有。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内在的挑战，压力也非常大。以前中国是要素投入驱动型的增长，但是规模扩张、不断提升的趋势逆转了。原因很多，其中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人口问题，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人的问题，所有商业模式研究最终也是人的问题。实际上，人的问题影响非常之深远。具体看，第一，人口自然增长乏力，虽然放开计划生育约束，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人口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大家谈得已经很多了。第二，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金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举一个例子，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下降，会带来金融结构的一些深远影响，如未来更加风险可控的固定收益产品，可能在整个金融结构当中不断地提升。
人口结构变化在经济层面影响更多。从区域之间的差异看，按照2019年末的统计，全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群比例大约在18%左右，在这样一个平均数基础上，一线超大型城市已经出现了差异，北京大约比这个低一点，是17%左右，深圳相对来说是最年轻的城市，刚刚跨越10%，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上海是超大型城市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大约在35%左右，这一现状背后带来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数字化不一定成功，但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
我们面对的挑战非常之多，怎么办？短期内是活下来的问题，中长期是活得更好的问题。
我认为，数字化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而中国在拥抱数字化的过程中，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巨国经济体，经济腾挪的空间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交易活动前所未有的复杂，但是大量低效率的“折腾”意味着经济活动效率没有那么高。对此，我认为需要利用数字化来解决原有的这些矛盾。
如果用几个主题词进一步描述数字化，我认为可以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透明化。正如当年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是缺乏数字管理的社会，信息不对称，很多领域才能赚大钱，信息畅通很多领域就很难按照传统模式赚钱，不透明对于体制、机制、政策带来了大量摩擦成本，阳光化其实是一切低效率的天敌，数字化第一个带来的就是透明。第二是公平化。数字化变革如果只着眼于中产阶级是有问题的，未来少不了“木桶理论”中的短板制约。第三是标准化。利用数字化机制确定的是底线原则与天花板原则，做什么事情是有计划、有规律的，遵循一定标准的，所以标准化是重中之重。
从需求侧、供给侧看，金融拥抱新技术突飞猛进是必然的
正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层面发生了一些变化，金融也要发生变化，这是必然的。例如大工业时代，需要大规模的IPO支持，当整个经济模式变得越来越依靠数字化进行解构，原有的生产分工模式都发生了变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类主体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必然也是越来越智能化、便捷化、体验化，这是来自需求端巨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技术本身就给金融带来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金融机构的形态、金融产品的设计。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金融拥抱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必然的，金融的核心就是特殊的信息处理。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在对此反思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更好地展望中国金融的明天。
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冲击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研究金融有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宏观视角的核心是货币，而货币的概念边界已经受到深刻的影响。货币是什么？你问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就像数学家很难回答1+1是否等于2一样。在微观层面，风险定价在前沿领域都受到新技术的深刻影响，利用新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判断微观个体的行为。
当然，另一方面，金融数字化变革仍要遵循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前些年谈到新金融、互联网金融，有人说让传统金融走下神坛，人人都要做金融，但现实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这是需要反思的。
当金融拥抱新技术，发生了什么？
现代金融也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科技不断进步，金融活动越来越复杂，到了新世纪，新兴技术突飞猛进，金融活动更加复杂，两个复杂的东西叠加在一起会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以支付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讨论中国的零售支付体系时，政策层做了一个选择，不再发个人支票，直接跨到卡时代。为什么能做这种政策选择，就是金融电子化、信息化、电算化到上世纪末已经可以支撑做这样的选择了。
当然我始终强调看任何问题都不能片面化。很多人都说中国新金融在全球受瞩目，最受瞩目的是移动支付。但这离不开两大节点，一个是在2011年的快捷支付，一个是在2014年的条码支付，这两个背后都有非常复杂的制度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因素。
2011年如没有快捷支付，后面的“支付+创新”就难以开展。比较来看，直到2018年欧元区国家推出一个法令PSD2，才推动银行把自己的数据进一步开放，允许银行放开网关与快捷，跟第三方机构合作。所以对于中国特色，当你看到令人眼花缭乱、高大上的模式背后，有可能就是一些节点造成的，这个节点背后不是理论能解释的，而是多元因素在那个节点造成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同样可以看到，2014年条码支付，从叫停到快速发展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无论如何，当前这个变化是全球性的，各国的传统金融中心城市都在纷纷拥抱金融科技，为什么呢？归根结底有两点：第一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金融竞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到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会发现，金融业态已经不再集中在高楼大厦里，金融要素已经分散化、数字化、分布式，竞争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国与国是这样，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是这样。第二是数字化时代的焦虑感。数字化时代最大的作用就是整个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结构变化不断加快，两个企业之间是这样，两个城市之间是这样，竞争速度与激烈程度快速提升。
当然，最终衡量金融科技的价值，还要看能否：1。提高金融效能：竞争力、运行效率；2。弥补功能短板：服务长尾、普惠；3。保障金融安全；4。在经济社会层面发挥价值外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