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申遗”热潮下的困局
“申遗”热潮下的困局 更新时间：2010-9-29 6:38:57 近来“中国丹霞”成功批准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又一波申遗热潮席卷全国，很多地方政府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动辄数亿元的重金投入看起来已经是家常便饭。
然而，滚滚热流下面也有喧嚣与浮躁。在新宁崀山砸重金“申遗”成功后的省市县三级表彰会上，相关领导都明确提到要“发挥崀山带动效应，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这就像是一次不惜成本的赌博，如果申遗成功，可期望的是当地旅游收入乃至整体经济的“一夜暴富”；如果不成功，那么几个亿的资金则可能打了水漂。
同时，申遗成功之日，又往往是大肆开发之时，因为此前投入的大量成本急需收回，保护工作却被搁置一边。
太多经济利益的干扰下，申遗似乎偏离了其保护的初始目的，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为此，甚至有专家提出“一些遗产申报不成功更好”的看法。
“申遗”前后两本账
“中国丹霞”地貌申遗专家组组长彭华近日对媒体列出了这样一张账单：经过粗略估算，丹霞申遗过程中涵括申遗本身、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施建设以及景区综合治理在内的各项费用达十几亿元。其中湖南崀山所在地新宁县就以一县之力为“申遗”共投入4亿多元，而该县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元。
“丹霞”申遗账本一时间引来议论四起。但实际上，这种不惜重金投入申遗的做法早就已经屡见不鲜。
河南安阳殷墟投入2.3亿元；广东开平碉楼为申遗花费1.36亿元；山西五台山单是景区整治和搬迁就开支8亿元；贵州荔波申遗举债2亿多元，未来10年内荔波还需投入6.3亿多元用于遗产地保护；登封十年申遗共投入8亿至9亿之巨……最近的丹霞申遗更是创下了12亿至13亿元的新纪录。
然而，与申遗时动辄上亿、不惜成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本世遗账本。在这本账本上，申遗成功后保护费用捉襟见肘已成普遍现象。
北京五大“世遗”曾出现高达32亿元的修缮资金缺口；兵马俑博物馆年均仅几百万元维护费用；洛阳龙门石窟花费1.5亿元对龙门石窟周围进行拆除，导致费用负担沉重；而贵州荔波县政府更是出现了“申遗成功了，财政也快累垮了”的窘境。
花费了八九个亿申遗的登封，据其旅游局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每年就仅几百万元的保护费用。 而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段振美也曾介绍，在殷墟申遗所花费的2个多亿资金中，除了编写文件用了200万元外，其中近亿元资金都用在了违章建筑的拆迁上，真正用于文物保护的仅有两三千万元。
荔波县财政局也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申遗成功后，荔波县每年至少需要筹集遗产地保护专项经费4000万元。但是县财政每年除保证必需的财政支出外，并没有财力安排遗产地保护、偿还债务、基本建设等其他经费。虽然省财政从2009年到2015年每年预算安排1000万元设立了省级“世界自然遗产地 保护专项资金”，但与实际需求相差较大。
申遗成功前后两本账本形成了巨大反差，遗产地经常在前期申遗时的一次性基础设施改造以及周边地区拆迁、开发上透支了未来若干年的财力，如果再加上遗产所在地政府本身财政实力比较贫弱，就会导致申遗成功以后，保护经费难以为继，待遇一落千丈。
“世界遗产不是经济开发区”
不过，世遗保护面临的困境还不止于此。除了因为资金短缺造成保护工作处处掣肘以外，一些经费相对充裕的世遗地也往往因为过度开发以及商业化，颠倒了申遗是为了保护遗产的初衷。不少专家为此疾呼：不是没钱保护，而是没想保护！
“比如像平遥这样旅游业发达的世界文化遗产并不缺钱，关键钱是不是被合理投入到保护上去了，为什么有钱建下沉式广场，却没钱维护真正的古代遗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士生导师阮仪三曾如此质问。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告诉本报记者，申遗本身是需要坚决支持的。“我国世界遗产资源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申遗。但是遗产要保护真实性、完整性，保留原来的自然生态景观，不应该搞那么多人工的东西。现在很多遗产地开发普遍过于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这一点一定要严格吸取教训。”
谢凝高认为，目前我国的申遗有一种不正确的趋势，就是拿块“金牌”搞旅游。“旅游是遗产的重要功能，但不是唯一功能。人为影响就是过度旅游、开发，我称为错位开发，这就是性质错了，把世界遗产当成经济开发区了。”
实际上，根据今年6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明确规定，国家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1300多处为禁止开发区域。这些区域将会受到相关强制性保护，严禁各类开发活动，引导人口逐步有序转移，实现污染物零排放。
“这就是说，只能在保护区外面开发，里面是保护区，外面才是开发区，这种在名称上叫做功能分区。区内和区外功能不同，区内主要是精神文化活动和科学教育活动，提高人对于自然的理解，外面才是吃、住，现在叫旅游服务基地。”
在谢凝高看来，这些国家已经出台的非常明确的规定，在执行层面上却还存在问题。“美国不许建索道，韩国20个国家公园只有2条索道，也不能到山顶。我们现在甚至有的有3条4条的索道，这就是经济利益驱动而破坏了自然遗产，是违背政策的。”
正如谢凝高所言，在很多地方，申遗成功之日，往往就是大力开发遗产之时。一些专家由此感叹，有些遗产已经被看成了“摇钱树”和“政绩碑”。“谁承包，谁保护”这样最基本的常识，在很多地方却只看到了前者，看不到后者。
对此，阮仪三甚至提出，也许申遗不成功反而是好事。“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把‘申遗’看成是金字招牌，根本没有意识到‘申遗’的真正意义在于保护。成功之后，往往就是不择手段开发。只要一天‘申遗’不成功就得不断地努力保护下去，这也许是件好事。”
“文化遗产”变“文化商品”
李文忠是个土生土长的丽江人，傍晚的时候，他蹲下来用手划拉着古城的地面，说起小时候老人们总是提起，以前古城的地面都是用大大的青石板铺的。每到夕阳西下时，人们就会把在古城流水的出口堵上，这样黑龙潭清澈的潭水会在夜晚漫过整个四方街的路面。第二天清晨微朦时，再将流水的出口打开，整个古城的青石板都会泛着水光，洁净如新。
李文忠在说这段话时声音不大，时不时都淹没在不远处古城酒吧一条街的喧嚣中。“现在不一样了，老人们都说，古城近十年的变化超过了过去几百年的变化。”
而古城另一个角落里穿着东巴传统服饰的东巴老人则苦恼着他的东巴文找不到传人。“我的儿子孙子都不愿意学，再过上几年怕是没多少人会喽。”他告诉本报记者。
还有不少本地居民则干脆把老房子出租给了外来的商人做客栈，自己则选择离开如今嘈杂的古城。据统计，目前古城内依然居住着原住居民6200多户、2.5万多人，而最多的时候原住居民有5万多人。
流水、道路、民居，丽江古城的纳西风貌形体上保存得很好，只是步行其中，迎面遇见的不一定是丽江人，而眼前看到的更不一定是那个曾经清水宁静漫过的古城丽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小军就曾提出，丽江古城作为“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其本意，而成为一个被人们嵌入当今社会中的功能性“玩物”，成为商品大潮中的伴生话语。
就以丽江为例，享誉中外的盛名使之并无过多资金短缺的忧虑，也没有像平遥那样不顾古城整体规划地在周边兴建现代建筑。然而，正如张小军所言，丽江看似保护良好的建筑和城市形态之下，文化遗产本来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安排正在被人们无情地抛弃而非真正地继承。
“换句话说，文化遗产的意义并非再是其本身和本来的文化意义与价值传承，而是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商品的意义，改变了原先的文化土壤。”张小军说。比如丽江所代表的“小资情调”等大众消费和旅游文化，就是丽江把原先的文化意义变成了一种标签化、可贩卖的“文化商品”。
“保护城市文脉，文脉要靠人传承。把人拿掉，就不成为城市了，成为废墟，成为博物馆， 成为展览馆。”阮仪三说。正如专家们所言，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不仅仅是遗产的保护，更是遗产所依托的“文脉”的保护。没有文化的遗产只是一个文化孤岛，最后必然被淹没在商品大潮的巨浪之中。
